高铁乘务学校招生：如何处理好保育和教育之间的关系？

学前教育立法应该处理好保育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实现学前教育机构在保育教育、学前准备和生活照料功能定位上的平衡。基于我国老年社会的逐步临近、二孩生育的宏观抚育环境欠佳和社会激励机制不足等政策性考虑，笔者主张，将0岁至6岁婴幼儿的保育教育工作全部纳入学前教育的立法调整范围，为育龄家庭提供尽可能周至的社会保障，消除年轻夫妇在生育成本、时间精力、工作冲突等问题上的生养顾虑，以积极立法措施因应“少子化”对我国人口结构带来的严重冲击。

具体而言，对0岁至3岁婴幼儿家庭而言，通过托儿所的制度化，政府对此承担起社会保障法律上福利给付的保育责任；而对3岁至6岁的幼儿家庭而言，通过幼儿园的安全化、普惠化和公益化，政府在教育行政法制上的教育责任理应强化，而社会保障责任则随之相应减弱。

学前教育立法还应该处理好父母的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之间的关系。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家庭在婴幼儿监护方面始终是首要责任方，这是伴随生育事实产生的人类第一道德律令。孩子年龄越小家庭教育与亲子陪伴的“戏份”越重，父母的责任越重大。二是学前教育毕竟不同于强制性的义务教育，父母理应有更大的子女管教自主权，有权选择入托入园接受教育，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在家或者其他形式的保教模式，此时政府的责任仅在于保证婴幼儿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和给予选择灵活教育形态的家庭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在国家监督和办学自主之间也应该给予立法平衡。学前教育立法既要建立健全政府对学前教育机构的监督检查与教育指导制度，确保教育安全和教育规范，又要给托儿所、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足够的保育教育的自主形塑空间，以便后者能积极地探索教育教学模式、积累推广保育教育经验。

此外，还应该建立明晰的学前教育各级政府财政投入比例制度。我国的教育基本法已确立了学前教育地方事权制——这并不排斥中央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故此，立法应该首先明确各级政府在学前教育中的财政责任，让公立幼儿园成为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基础服务的主体。